李克強總理在浙江代表團參加審議時說,希望浙江走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前列。這是對浙江“干在實處、走在前列、勇立潮頭”的殷切期望。浙江應責無旁貸、當仁不讓地擔起這樣的歷史使命。而浙江也有底氣、有信心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先行者。
“兩山”、“兩鳥”理論與轉型升級先發優勢
十多年前,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就提出了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”和“騰籠換鳥、鳳凰涅槃”的“兩山”、“兩鳥”理論;更是在2004年底的全省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:要破解浙江發展瓶頸,必須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,“浙江只有鳳凰涅槃,才能浴火重生”。由此揭開了浙江轉型升級的大幕。
浙江轉型升級的第一步,就是做好低端低效產能的“減法”。有數字顯示:過去五年來,浙江累計處置“僵尸企業”959家、淘汰企業落后產能1.3萬家、整治臟亂差小作坊11.8萬家。甩掉“壇壇罐罐”,浙江經濟轉型進入快車道,打開了一片寬廣空間。
與此同時,浙江啟動了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,用“互聯網+”“機器人+”“標準化+”等手段,在現有基礎上培育新優勢、疊加新動能、煥發新活力。據報道,2017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6.6%,十大傳統制造業利潤同比增長23.2%。
另一方面,浙江把數字經濟作為一號工程,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,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勢頭方興未艾。去年浙江新產業、新業態、新模式“三新”經濟的增加值達1.25萬億,對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.1%。
轉型升級的組合拳下,浙江發展方式的確發生了根本性轉變。不單是經濟體量的突破,更是發展內涵的升華。由“低、小、散”向“高、新、尖”發展,由塊狀經濟向產業集群轉化,由“浙江制造”向“浙江創造”跨越。
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煥發市場活力
李克強總理還提出:希望浙江緊緊抓住“最多跑一次”這一改革抓手,進一步為企業添動力,為百姓增便利,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。
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的首要意義就在于優化政府供給、降低制度成本,以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。浙江自2016年12月首次推出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以來,堅持以“四張清單一張網”為抓手,進一步加大“放管服”改革力度, 在消除經濟發展的制約和障礙過程中,“浙江辦法”層出不窮。
浙江是中國革命紅船起航地,是改革開放先行地,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萌發地。正是這樣的土壤,催生了浙江的改革基因。換句話說,浙江創新活力之所以能夠競相迸發,經濟結構之所以能夠深度優化,更深層次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改革強省的戰略主導。
而在繼續推動浙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,浙江還將著眼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,以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為突破口,全面推廣“畝產論英雄”評價體系,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改革,加快政府數字化轉型,增創市場有效、政府有為、企業有利的體制機制新優勢。可以肯定的是:不斷深化改革,將為浙江經濟高質量發展掃清障礙,增添無窮活力。
“新四軍”崛起,內生力量生生不息
眾所周知,民營經濟是浙江的先發優勢,也是浙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“底盤”。據統計,浙江在冊市場主體593萬戶,企業196萬家。民營經濟貢獻了浙江56%的稅收、65%的GDP、80%的就業。
無論是十九大報告還是此次的政府工作報告,都提到要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。事實上,企業才是市場經濟的主體。高質量發展,歸根到底還要靠市場主體自覺主動的推動。浙江經濟最大的市場主體,就是“不等不靠”、“敢為天下先”的市場力量——浙商群體。
而浙商的生命力就在于這是一個層出不窮、生生不息的創富族群。浙商中,有萬向魯冠球、青春寶馮根生、萬事利沈愛琴等老一輩浙商篳路藍縷、艱苦創業;也有馬云、徐冠巨、南存輝、李書福、汪力成等跨越代際的浙商,站在在世界經濟的舞臺上,利用“一帶一路”的東風,利用科技創新與資本市場的加持力,朝著世界一流大步邁進;更有站在新經濟舞臺上新生代創業者,比如范淵、田寧、陳偉星、陳琪、王軼磊等新浙商的“后浪追前浪”。浙商也從原來比較單一的“草根”演變成現在的“浙商系”“浙大系”“海歸系”“阿里系”。這“新四軍”匯成浩浩蕩蕩的創業大軍、創新主體,大力弘揚浙商“四千精神”和新浙商精神,點燃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的火把,營造特色小鎮、構建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、之江實驗室、達摩院等創新平臺,打造八大萬億產業,推進大灣區大花園大通道大都市建設,綻放了浙江經濟的萬紫千紅。
“一花獨放不是春”,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,僅有阿里這樣的“獨角獸”還不夠,只有當千千萬萬的“浙商系”“浙大系”“海歸系”“阿里系”等共同發力,弄潮市場,百花齊放始為春。
來源: 網信浙江 | 作者:徐王嬰 | 責編:楊云寒 審核:張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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